籍役债

特朗普政府给2025至2028年出生、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儿童安排了一笔1,000美元的投资账户注资，按规定申领后进入孩子名下。[1]

一千美元不多，但这项政策把一个问题摆到了明面上：一个人出生时，究竟带着什么进入社会？

房产、存款、受教育的条件，当然算。遇到事情有人指路，失败以后有地方回去，也算。还有一些东西平时不被当作资产，只有缺少它的人才知道价格：能够安心等待一份工作，不必为了房租立即接受下一份；能够换一个方向，而不必先向全家证明自己没有发疯。

对中国一些出生在偏远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，这些条件需要在长大后自己购买。

他们从小听到的话，通常很一致：好好读书，考出去，找份好工作，以后就好了。整套安排听上去顺理成章，甚至充满希望。只是很少有人把其中隐含的成本拆开：为什么同样是过一种普通生活，有人可以直接开始，有人必须先完成一场漫长的突围？

我把后者因出身而额外承担的劳动、服从和时间成本，叫作籍役债。

这笔债没有借据。它表现为一系列“你得先”。

你得先考出去，先在城市找到工作，先付得起房租，先取得相应的资格，先攒出一点积蓄。等这些条件逐项满足，才轮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而每完成一项，往往又会出现下一项。

问题就从这里开始：缺少条件的人，要用本来用于积累的收入，先去购买条件。

而这些条件，未必来自上一代的不正当所得。

设想一个家庭，父母凭能力和运气在公平竞争中取得了较高收入。他们省下一部分钱，买房，持有资产，再用积累改善孩子的教育。他们没有买通考官，也没有要求企业给孩子留位置，只是让孩子住得更好，得到更多指导，能够尝试一段没有收入的学习或实习。

到了下一轮考试和招聘，规则仍然可以完全一致。孩子也可能确实表现得更好。只是这份表现背后，已经包含了上一轮竞争留下的资源。

父母挣到的收入变成资产，资产又被换成教育、环境、人脉和试错时间；这些条件帮助孩子取得收入，再替下一代准备同样的东西。收益可以保留下来，起点却不会在每一代重新归零。程序公平能够约束一场竞争怎样进行，却不能单独阻止历次竞争的结果进入下一场。

所以，即便没有人作弊，经过足够多轮积累，差距仍可能扩大到后来者很难跨越的程度。

最先发生变化的，往往是孩子接触什么人。

一个家庭搬到更贵的社区，是为了环境；挑选学校，是为了教育；安排课外活动，是为了培养兴趣。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出于普通而真诚的关心。可当许多家庭同时这样做，收入就逐渐变成了相遇的筛选条件。

孩子的邻居、同学和朋友，越来越来自相近的家庭。他们在饭桌上听说的行业，在假期里接触的工作，在遇到难题时能够请教的人，也开始与另一些孩子不同。有人第一次听说一个职业，是在求职网站上；有人从小就认识做这份工作的人，知道需要准备什么，也知道该向谁询问机会。

一次建议、一次介绍、一个共同做项目的朋友，都未必涉及违规。许多机会却已经在公开招聘之前，通过谁能遇见谁，谁能及时知道什么，分配过了一遍。

等到成年，社交和婚恋又会延续这层筛选。一起读书、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减少了，跨越家庭背景的相识自然也会减少。父母不必明说禁止孩子与谁来往，只需不断选择他们认为更好的环境，有些人就很少再出现在孩子的生活里。

壁垒由此可以在没有共同阴谋的情况下形成。每个家庭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增加选择，汇总起来，却可能让不同家庭的孩子越来越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作选择。

也因此，所谓地理上的偏远，不只发生在地图的边缘。两个人住在同一座城市，甚至每天经过同一个路口，也可能始终接触不到对方赖以获得机会的环境。

出生在资源稀薄的地方，能看见的道路通常很窄。学校有限，行业有限，身边能够提供有效建议的人也有限。“考出去”之所以会成为近乎唯一的答案，是因为许多别的答案，在当地根本没有对应的岗位和资源。

于是，一个年轻人首先得离开。

城市里有更高的收入，也有进入这份收入的成本。房租、通勤、迁居、求职期间的生活费，都要从他自己的劳动里扣。有家庭住房的人，可以从第一份工资开始积累；没有的人，第一份工资首先用来维持下一天仍然能够出现在岗位上。

这不只是起点相差多少钱。它会持续改变后面的选择。

存不下钱，就不能长时间待业；不能待业，就更难拒绝不合适的工作；工作占去大部分时间，又更难准备转行。他原本想靠工作取得自由，后来却发现，离开这份工作的能力，也需要从这份工作里慢慢攒。

没有人必须把他留在原地。只要离开的成本足够高，他就会自己留下。

户籍及相关公共服务资格，又在工作之外增加了一层条件。一个人能够进入城市提供劳动，并不总意味着他能以同样的条件安排住房、子女教育和长期生活。各地门槛不同，但劳动的流动与生活资格的取得，并不天然同步。[2]

所以，不能只问他有没有迁徙的自由。还要问，他为一次迁徙支付了什么，到了以后又要花多少年，才能获得别人原本就有的条件。

有资源的家庭还可以把这种选择延伸到不同地区。他们能够提前安排居留资格、资产与教育路径：孩子在哪里读书，成年后可以在哪里工作，某地条件变差时还有哪里可去。具体资格各有要求，但准备材料、承担费用、等待审批和维持跨地区生活，本身就需要资源。

这类安排的价值，不只是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，还在于不必把全部未来押在同一个地方。资源有限的人换一座城市，就可能耗掉大部分积蓄；另一种家庭则可以为尚未发生的不利变化保留退路。

“赎籍”的含义也就在这里变得具体：一个人要用多少金钱、劳动和生命时间，才能取得别人出生时就有的迁移、退出和重新选择的余地。换一本证件未必足够，能够实际使用那份资格，还需要住所、收入和生活支持。

多地身份本身不等于剥削。要讨论收益怎样从一方转向另一方，仍然得看资源控制：例如掌握稀缺地段的住房而持续取得租金，控制难以绕开的交易渠道而收取费用，或在劳动者缺乏替代岗位时压低其谈判条件。拥有退出选项的人，更能承受谈判破裂；没有退路的人，更容易接受眼前的价格。身份和资产可以加强这种差别，却不能代替对具体关系的分析。

分配的不公平，常常藏在这些看起来分开的事情之间。机会集中在少数地方，接近机会的成本由个人承担；城市获得了劳动，劳动者还要继续解决如何留下。每一项安排都可以单独给出理由，合起来却让同一批人不断补交入场费。

中国的户籍、城乡与教育资源差异早已存在，不能把阶层壁垒当作尚未发生的事情。我的判断是，不同群体在日常接触上仍存在程度不一的交汇，但随着家庭积累不断转化为居住、教育和交往环境，一些地方可能出现更深的隔离。这是对发展方向的担忧，并不是中国必然走向某种固定结局的事实判断。

值得警惕的，是中间的连接逐渐变少：同住一个社区、同上一所学校、在普通公共空间相遇的机会减少了。差距还在眼前，人却不再容易接近。

与此同时，手机解决了另一种距离。

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，即使没有离开过县城，也能看见别人怎样旅行、居住、恋爱，怎样随意地花掉他的几个月工资。他知道那些画面经过挑选，有些甚至是假的。但画面背后的东西并不全是假的：确实有人住在那里，有时间去那里，也确实有人不必为一次普通消费反复计算。

外面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的参照，取得那种生活的条件却仍然遥远。屏幕让他看见了更多人，却未必让他进入更多人的生活。别人的同学、邻居和朋友，到了他这里，可能只是关注列表里的账号。

他因而很难满足于眼前，也很难立刻改变眼前。留下来，觉得人生正在被耗掉；出去，又要接受另一套成本。欲望把他推向机会集中的地方，住房、就业与身份门槛则决定他进去以后需要交出什么。

这些愿望本身未必奢侈。一间独立的住所，一段不用考虑钱的假期，一份不必忍气吞声的工作。可当缺少积累的人也想得到它们时，最先得到的建议通常是：再努力一点，再节制一点，再等几年。

这套建议能够奏效，也因此更难拒绝。

多工作确实可能增加收入，少消费确实能够增加存款。问题是，每一次奏效都在确认同一种生活方式：现在的需要可以往后放，现在的时间可以继续拿去换条件。几年以后，他的处境也许改善了，却越来越不敢停，因为停下来意味着之前的投入还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。

原生家庭又会给这条路加上道德上的护栏。

“稳定一点”“别瞎折腾”“到了年纪就该结婚”，这些要求往往比实际支持更加确定。有些父母无法提供试错的成本，却仍然保留着对孩子选择的否决权。孩子承担后果，长辈决定什么后果值得承担。

旧式家长权威最有效的地方，是它可以把意见不同解释成人品有问题。不愿服从，就是不懂事；不按时婚育，就是不负责；想过一种亲戚不能理解的生活，就是让父母难堪。

于是，他对外要证明自己的竞争力，对内还要证明自己的孝顺。挣钱不能太少，选择不能太冒险，生活不能太不像别人。好不容易挣到一点选择的余地，又被要求用在一套预先规定好的目标上。

“全都是为你好”并不能消除这种约束。对一个成年人来说，关心与控制的区别，就在于最后那次决定究竟由谁作出。

到这里，籍役债已经不只是贫穷。

资源匮乏使他需要离开，外部世界使他想要离开，分配与身份门槛抬高离开的成本，家庭规训又限制他可以怎样离开。他既被要求改变命运，又不能轻易偏离别人认可的改变方式。

最常见的结果，是他把所有矛盾暂时交给“以后”。

二十二岁时，他觉得工作几年就好了。二十五岁时，觉得等攒下一笔钱就好了。三十岁时，条件确实改善了一些，但重新选择的代价也变了：转行要放弃已经积累的资历，迁居要重建生活，拒绝家庭安排会引发更大的冲突。

同样一次尝试，在二十岁时可以叫探索，在三十五岁时就会被追问：“你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折腾什么？”

年龄在这里起了双重作用。年轻时没有条件，有了条件时，又因为不再年轻而被要求慎重。出身让他迟到，社会却仍然按照同一张时间表验收他。

人们喜欢说长期主义，却很少说明谁有资格实行它。

拥有资产和保障的人，可以等待更合适的价格、更好的岗位、一个暂时没有收入的项目。缺少缓冲的人，首先得处理眼前的到期事项。两个人都在考虑未来，但一个人的未来可以按十年安排，另一个人的未来要先经过下个月的房租。

这种差别会直接进入交易。越不能等，越容易接受较差的条件；越有能力拒绝，越有机会保留收益。此后的积累又会扩大等待能力，最初的差距便获得了继续延伸的渠道。

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处境比作“长生种”与“短生种”。它们不是两种人，而是两种资源条件：有的条件允许人把时间作为筹码，有的条件迫使人不断出售时间。

对有积累的家庭来说，下一代可以接着使用上一代已经买好的条件；缺少积累的人，则可能要用最有精力的十几年重新准备它们。两个人同样到了三十五岁，一个已经在条件之上作选择，另一个才刚把条件凑齐。

资产还可以通过继承跨代积累。一个人的体力、职业窗口和生活愿望，却不会随产权一起延续。房屋可以换一个租客继续收租，公司可以换一批员工继续经营；离开的人只能带走工资、经验，以及已经过去的年龄。

所以，“再熬五年”从来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建议。

那五年里，他可能确实攒到了钱，也确实失去了一些不会原样回来的东西。不是每一种愿望都适合推迟，不是每一种关系都会等到经济条件成熟，不是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能放在四十岁进行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只看最后的资产负债表，会低估出身的价格。两个人四十岁时拥有相近的存款，不等于他们此前二十年拥有相近的生活。一个人的本金在增长，另一个人则不断用年龄换取相同的本金。

这条链条并非没有断点。公共教育能够让不同家庭的孩子继续在相近条件下学习，负担得起的住房能够降低接近岗位的成本，可携带的公共服务能够减少迁移损失，劳动保障能够让拒绝不合理条件不至于立即失去生计。它们改变的是优势怎样被保留、转化和传递。只保证考场里不作弊，无法独自完成这些事情。

特朗普账户里的那一千美元，当然不足以跨过这些差距。它也不意味着美国的贫困家庭已经摆脱上述困境。这里值得对照的，是两种安排的方向：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起点为他增加积累，也可以把取得基本条件的成本长期留给他自己消化。

在后面这一种安排里，最缺少资源的人，恰好需要支付最多的准备成本。他越想摆脱，就越需要工作；越依赖眼前的工作，就越难拒绝不利的条件。少数人的成功证明出口存在，却不能说明通过出口的价格合理。

等到其中一个人终于有了住所、积蓄，也有能力对一份不合适的工作说不，他的履历看起来会相当不错。从小地方出来，靠自己站稳，改变了命运。

没有人会把他为了取得这些条件而用掉的年岁，列入成本。

那一栏通常写的是：成长。

——Jiapeng

注：“籍役债”为本文提出的解释性概念，年龄情境用于说明不同起点的时间成本。

[1] 美国国税局：Trump Accounts。联邦一次性1,000美元试点注资适用于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出生、拥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码的美国公民儿童，须按规定申领；投资及提款受账户规则约束，收益不保证。

[2] 世界银行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：Urban China（2014）。此处引用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的结构性讨论，不作为各地现行政策清单。

最后更新于 2026年10月20日 by qlili